近期，全国疫情防控政策发生重大调整。2022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随后，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12月7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提出10条新措施，包括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非高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不得停工、停产、停业，等等。

在同一次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对于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基调进行了阐述，特别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

一方面，会议中的某些提法，例如“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和2021年底的政治局会议提法有类似之处，是之前经济工作思路的自然延展；另一方面，关于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的布置，则是基于2022年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现实， 所提出的具有很强针对性的2023 年的工作重点。由于2022年中国经济受到全球宏观形势和国内疫情反复的干扰，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年初提出的百分之5.5左右的计划。这一现实，不但对于今后一段时间全国经济稳定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于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对16-25岁年轻人群创造就业机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16至25岁年轻人群的失业率大大高于往年，同时也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这对于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一定的压力。此外，由于全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和俄乌战争对于全球产业链和能源市场的干扰，全球物价水平在全球各国央行基金的加息周期过程中，仍然长期居高不下，这对于在今后一段时间维持全国物价水平平稳运行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同时，会议强调“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对全社会释放了重要的关于促进发展和促进改革创新的信号。由此可见，2023年的工作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引导全社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干事创业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来。同时，要进一步推动在制度和科技层面的创新，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新的环境和动能。

按照惯例，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快也将召开。届时，2023年中国经济工作脉络会更加清晰。随着一系列具体政策的出台落地，这些信号会更加明确，它对社会各界的引导作用也会加快凸显出来，激励地方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在创新和改革中释放发展活力，积聚发展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2023年疫情逐渐得到更好的控制和中国经济增长态势重启，中国经济有望呈现加快恢复态势，经济增速将逐步向潜在增长率水平回归。在基数效应和二十大政策红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23年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速。一方面，这一增速比2022年的增速呈现高速增加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增速比2020年2021年两年经济增速的平均值更低，也进一步确定了作者多年以来一直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逐步放缓的长期趋势。

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重启，既要关注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增长潜力的释放，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认真审视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变化。

在国际环境领域，全球在2022年经历了经济强劲的反弹的同时，物价水平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的周期。很多经济学家担心，即使是在经历了过去一年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中央银行不断加息的大的环境下。全球物价水平可能仍然会在较高的水平持续较长的时间。与此同时，随着加息的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一定进入经济停滞和衰退的可能，因此对于全球总需求和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的增长形成了新的挑战和带来了新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2022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扰动所导致的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进程仍然在持续甚至加速。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在过去几年已经开始了全球产业链从中国向邻国越南，印度转移的过程。今年，由于郑州富士康企业生产收到疫情反复的干扰，导致美国苹果公司今年圣诞季销售旺季交货受到很大干扰。苹果公司因此决定进一步加速产业链搬离中国的进程。这一过程不仅将对中国本地市场就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同时有可能带动整个苹果产业链相关企业的迁移，由此可能对于中国的经济产生更加长期和深远的影响。

再者，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进一步加强限制中美和中外之间技术合作的法案。其中关于芯片出口的法案，更是进一步要求美国和其他和美国有紧密联系的国际企业不得向中国出口具有最高水平的芯片以及芯片生产能力。同时，近期通过的削减通货膨胀法案，把关于新能源领域的竞争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对于和新能源汽车和电池相关的重大领域的补贴政策限制在了排除有中国企业参与的领域。这将进一步对于过去一段时间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新能源的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形成遏制。

在这一影响下，过去两年支撑中国经济强劲反弹的国际市场和外贸出口将出现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过去两年抗疫过程中，利用全球产业链集合的优势，所取得的外贸出口明显增加的优势，将逐渐过渡为面对疫情反复所带来的对外贸出口能力的干扰。另一方面，由于2023年全球滞胀和衰退的风险增加，全球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明显放缓，由此也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形成一定的外部环境的压制。

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几年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最重要发展因素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在过去几年持续的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环境下，不但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反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过去几年，不但经历了全国很多城市房价的调整，而且经历了全体居民对于房价下一步发展趋势和房价上涨预期的重大变化。在过去20年里形成的房价永远上涨的预期正在逐步转变，而买涨不买跌的投机心理则进一步加大和加快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基于投资投机需求所导致的对于住房和基础设施的超前消费，将很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不得不出现逆转。而这一逆转将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长久和深远的制约。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这一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之后，消费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成为推动这些发展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均GDP进一步提升的最主要的因素。然而，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由于受到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疫情干扰和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不尽人意。

客观而论，这其中既有宏观经济环境的因素，也有疫情干扰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的因素，同时也不排除有消费者信心和对未来经济展望的预期因素。因此，要想有效地提振全国消费水平的提升，一方面要对公共设施、社会进行积极的投资，打消消费者对于今后生活的顾虑和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和消费意愿；另外一方面，也要在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下工夫，推动和改善居民就业环境和收入增长，由此推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随着消费者信心的回复，和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所带来的消费场景的恢复和海内外联系和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和在过去中受到冲击的企业家的信心和企业家的投资意愿的恢复，中国经济有望在今后几年逐步走出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当然为了保障消费的平稳增长和高质量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必须严密配合协调。

在企业和居民部门需求收缩、信贷意愿不足的前提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能仍然面临滞后和不畅的挑战，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更加灵活，既要同各国引导相关利率下行以促进经济复苏，和降低政府增量融资成本和存量债务负担，又要防止诱发道德风险和推升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和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

在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过去两年在抗疫过程中，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可用结余资金相比往年略显不足的矛盾，因此2023年财政赤字率必须明显增加，以支持积极财政政策发力，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实现助推实体经济的目的。

最后，经济增长离不开先进产业的确立和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对于新技术领域竞争不断加强，中外合作机会逐渐减弱的背景之下，产业政策必须兼顾安全与效率，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平衡，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水平和创新能力。随着2023年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协调发力，和后疫情时代的消费场景的逐渐恢复，中国经济可望在明年走出不俗的后疫情经济复苏。